“中东巨变”并非民众之福，更不是中国之样本

自二月中旬爆发反政府抗议活动以来，利比亚局势持续紧张。该国境内出现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然而，民众与政府并没有取得有效地解决分歧的方式。难以控制的冲突不仅给利比亚带来了伤害和动乱，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鉴于利比亚国内环境的恶化，我国政府自2月22号开始派出包机进行大规模的撤侨行动。3月5号，当最后一班撤侨包机飞抵上海虹桥机场，在利比亚境内的最后149名中国公民顺利回国。
在利比亚以及之前的埃及发生的动乱是近期以来大家都比较关注的国际热点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大部分人只是透过传播媒体看个热闹。毕竟，说到阿拉伯国家，大部分人的认知可能只限于伊斯兰教、包着头巾的妇女、满地的石油等简单的印象。当然，肯定也有人会比较关心这些国家的情势，甚至将中东阿拉伯国家的情况拿来和中国进行类比。
我想，关心国事是应该的，但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方法和角度。利比亚人口650万，还不及中国的一个二线城市；面积175万平方公里，也只是六分之一个中国大。埃及人口约7860万，中国一个省份的人口；面积100万平方公里，中国的九分之一不到。利比亚和埃及是否与中国具有可类比性？这本身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其次，这次埃及和利比亚的国内动荡都有着相似的恶因。金融危机后，这些国家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人民的财产大幅缩水，生活条件急剧恶化。另一方面，年轻人的失业率也居高不下，甚至达到60%之高。如此情形下，一个小小的事件即可引发整个社会的动荡。
另一方面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自1981年执掌总统一职后一直连任；而利比亚总统卡扎菲同样如此，1977年则成为利比亚最高领导人，一直在位。难怪有网友合成照片以调侃穆巴拉克的长期执政。图片的左边一直穆巴拉克，而右边则从里根、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换到了奥巴马。除了君主立宪制的英国、日本等国家领导人因其皇族的身份而实行终身制，世界上还有多少国家的领导人可以在位30年呢？况且英国的女皇、日本的天皇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并无处理政事的实权。穆巴拉克、卡扎菲在位三十余年却无法在金融危机中为国家和人民带来转机，无法有效地带领国家走出困境，他们的合法性难免会收到民众的质疑。两国民众选择如此激烈的对抗形势，也许是他们国内已缺乏有效的上下沟通的渠道，不得已而为之。

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不论是埃及还是利比亚都尽快从动乱中走出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甚至是流血，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幸运的是，所有的中国公民都已经撤出了动乱之地，回到了一个常态的社会之中。我想，不论是什么样的国家发生了动乱，受到伤害最多的一定是像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可以想象，如果中国发生了动乱，不仅外国会像此次我们一样展开撤侨行动，更多的中国人会成为难民而颠沛流离。而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和接受的。
中国的政治发展正在稳步前进之中，我们不希望以一种剧烈的方式来完成这个过程。眼下正值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和十一届政协四次会议召开，我们看到了政府为保证民生所作的详尽规划，也看到政府为了进一步完善社会法治和政治民主而采取的种种措施。比如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马馼表示“今年我国首次对‘裸官’进行登记管理，今年还将为官员财产申报和社会管理建立基础的制度支撑，将推出以身份证为基础的公民信用信息管理”等举措。
中国的政治发展只能采取渐进的方式，这已经是整个社会的共识。而这一共识的达成的背后是国人近百年的摸索和无数难以挽回的成本。鸦片战争的失败使得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传统的社会不得不面对来自西方的各种政治和经济上的压力，中国的转型由此正式开启。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政府为了应对时局，在洋务派大臣的支持下展开了洋务运动，一场标榜“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向西方学习“器物”的道路。三十年中，洋务派学习了西方的军事制度，制造了西方式的船舰枪炮，建立了当时亚洲第一的海军（其中尤其以北洋舰队最为威风，甚至在1891年开至日本炫耀其威荣）。然而，1895年甲午战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清政府不仅与日本签订了史无前例的《马关条约》，还陷入了被列强几近瓜分的危局。
甲午战败后，国人的危机意识达到了极点，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更是发出了“保国、保种、保教”的呼喊。光绪帝有心改革，维新派更是为维新不遗余力地鼓与呼，救亡图存成为国人的第一大事，1898年6月，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维新变法正式来开帷幕。然而，改革的春风只维持了百日，因为威胁到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保守派的利益，同时维新派并无军队和地方实力派的强力支持，维新变法以戊戌六君子的就义而划上了句号。维新变法遭到慈禧等当权派的镇压，不仅使得维新派式微，更大的后果是推动了革命党的兴起和发展。此后，革命起义在中国大地上不断爆发，黄花岗起义、广州起义，最终由武汉新军开启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羸弱的统治。
维新变法的失败随后，义和团运动在慈禧太后的首肯下风生水起，“扶清灭洋”的非理性行为使得西方列强让中国背上了更大的灾难——庚子赔款。甲午战争的失利也许使得危机意识深入人心，在危机意识下，通常人们会选择改革以应付局势。毕竟“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古训，清人是熟知的。但是八国联军横扫京城则是压倒国人理性思维的最后一根稻草，由此以后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讲“救亡压倒图存”，在“保国、保种”的现实压力下，“改革”没有了话语权，自此中国人只谈“革命”，而无“改革”。细数20世纪前面80年有多少革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与北伐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等等。革命是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也的确扫走了很多“牛鬼神蛇”，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成就这里不细数，但是革命的代价我们不应该忽视。古语有云“一将功成万骨枯”，革命也是如此，甚至很多代价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历史是线性的，我们无法假设如果不是选择现在的道路而是其他的途径会不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但是，“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不能让学费白交，更不可以重复交学费。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意味着革命话语在中国大地上正式开始式微，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进程宣告了中国上至党中央下至平民百姓都回归到了一个相对理性的状态。而正是这种基本的理性创造了如今的中国奇迹。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党和政府举办了重大的庆祝活动，民间也是热烈响应。如今已是2011年，时光荏苒，但改革开放依然是当今中国的第一国策。很多人会以西方的发展模式作为理解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认知图式。议会民主也好，直选总统也罢，仿佛西方国家的方法可以不需要条件和成本就可以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上。我们很难否认西方等发达国家的社会治理水准和西方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准处于国际的前沿这一事实，但是一个理性的或者说比较有常识的人也不应该否认，中国国情的特殊。事实上，整个东方社会的发展和政治改革都有别于西方国家的情况，即使是现在和西方政治模式相似的日本、韩国等国家。日本可以有西式的民主，但是它的发展轨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二战战败后美国的扶持与影响；韩国也有西式的民主，但韩国同样受到冷战格局下其与朝鲜对峙局势的影响。即使如此，日本、韩国、乃至新加坡或者其他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的最大不同在于国家的疆域和人口规模上的巨大落差。而疆域和人口的背后更多的是经济、文化、宗教等多方面因素的差异。一个城市规模的改革和一个省份规模的改革所需要的条件必然是不一样的，更何况是拥有960万平方公里面积、13亿人口、56个民族、23个省份、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和两个特别行政区的中国呢？
作为一个年轻人，我还没有足够的智慧为中国的改革设计一份路线图或者一份计划书。我想，不论任何人或者团体都不敢绝对地说，他或者他们掌握了中国发展的绝对真理。正如邓公所说，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河”是必须过的，但“过河”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很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毕竟这不是“跳河”（这倒是很简单，也很快速）。记得汶川大地震时，温总理呼吁我们每个人做好本职工作就是对国家最大的支持。我想，在正常的时间里，这也是我们最应该做到的一点。当然，我们一方面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另一方面也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以平和的心态进行理性的探讨与行动。惟其如此，才能为社会和国家的未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光与热。

社会一直在发展，在进步，而对美好明天的期待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动乱和生命的学费我们不应该承受，更应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很难说街头上的群众就是理性的存在，不乏古往今来的学者对民众聚集后集体理性抱有质疑和否定的态度，比如法国的著名社会学家勒庞。我们知道事物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更是循序渐进的，政治领域同样如此。